18亿奢侈品涉假案：知识产权侵权容易，需提高有效保护手段

近日，中国警方和阿联酋警方联手，对一个跨境制假售假团伙，实施同步收网打击行动，抓获境内境外犯罪嫌疑人57名，查获假冒路易威登、假冒爱马仕、假冒香奈儿等奢侈品28000余件，涉案金额近人民币18亿元。

上海、广东两地公安机关在一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动中，查获了一家正在制假的私人作坊。作坊里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各类箱包，这些箱包上都印有醒目的国际知名品牌商标。

跨境制假售假，分工明确

被查获的这家作坊虽小，工人也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分工明确。当工厂负责人将真包买回来后，他们就会将真包分解开、打样、用纸做版型、去市场采购皮料。随后，工人分别负责皮料的开料、皮料的粘合成型、皮料的美化油边、皮料的车缝。通过这种流水化作业，生产出一个个外形高度相似的假冒品牌箱包。

当这些高仿的箱包生产完成后，就会配上伪造的“原厂正货”证书以及“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一起打包装进集装箱。随后，它们就通过海运或者航运，被运往阿联酋的迪拜，在那里按照真品打折促销，以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价格销往多个国家。

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

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矛盾长期存在，属于不争的事实。更准确地说，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是，权利人维权手段不足，侵权人被追究责任的几率较低，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够严厉，知识产权法没有起到理想的激励创新和吓阻侵权的作用。要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老大难问题，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既要从法治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努力，同时也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本身。二者不可偏废。

应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首先，我们应该抓紧完善商业秘密保护立法，为权利人提供有效的保护手段，降低其维权成本，保护权利人的投资积极性。对于绝大多数高科技企业而依然，商业秘密保护实际上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最为重要的制度，重要性甚至超过专利保护和版权保护。

现在，商业秘密保护的基本法律依据依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刑法等法律中个别条款。虽然最高法院和行政部门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对商业秘密保护的诸多方面作出解释，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立法过于简陋所带来的问题。

在商业秘密案件中，秘密性的举证责任分配、侵权损失计算和证明、侵权救济措施、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案与判刑标准等，均存在明显的操作性缺陷。同时，政府投入到行政和刑事执法的资源有限。这导致权利人维权困难，地方政府执法的积极性不高。

其次，我们应该尽快完善商标制度以解决猖獗的商标抢注和囤积问题。

商标抢注和囤积行为大大增加了中国商标权人的经营和维权成本，是中国商标法上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防止商标抢注和囤积的制度，可能需要从诸多方面着手，比如，强化意图使用商标的证明义务，增加抢注者成本；从法律上明确恶意抢注行为的认定标准；构建商标注册的信用监管体系，降低识别恶意注册的难度；建立恶意抢注损害赔偿制度，打击抢注者的积极性；规范商标代理行业，降低代理人为这一业务服务的积极性。

再次，我们应该继续在知识产权修法或立法中强化侵权者的法律责任。中国在商标法上已经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即将修改的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将来的商业秘密保护专门立法中应该继续这一努力。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对象是恶意侵权者。惩罚性赔偿使得权利人能够获得损害赔偿增加，因而提升了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使之愿意花费更多资源用于收集证据和诉讼。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风险和支付赔偿金的额度随之增加，这反过来对侵权者产生压力。

最后，我们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程序规则，降低权利人维权成本。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最为突出的程序问题是，权利人常常难以有效举证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失。我们应该在知识产权部门法或者诉讼法中，修改侵权诉讼中的证据规则，迫使侵权者能够提供必要的证据。在侵权者不合作的情况下，法院能够作出对权利人更加有利的判决。此外，应当合理分配诉讼成本，增加侵权人的败诉成本，使得法律能够诉讼之前和法庭之外就能得到执行，而不是总是要等到权利人发起侵权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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