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发现了攀枝花矿？◇◤

　　2005年，攀枝花迎来了40华诞。6月，市里对一些街道进行了更名和命名，其中，从密地变电站经瓜子坪、攀枝花到硫磺沟的一条道路被更名为隆庆路，从五道河到钢城大道东段（倮果）的一段路被更名为隆庆东路。两条路的更名理由都是“为纪念地质学家常隆庆首次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露头而命名”。

　　隆庆路和隆庆东路的命名引发了人们对攀枝花大铁矿的发现和开发史的探索兴趣。在攀枝花的开发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攀枝花铁矿的发现人和发现时间的不同认识。随着探索的深入和资料的丰富充实，攀枝花大铁矿的发现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很少为人们提及的地质学家的名字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首先是人们熟悉的名字：常隆庆。常隆庆先生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曾任大学教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中国九三学社社员。1935年底，常隆庆先生在綦江铁矿工作了一个月左右，就接到中国西部科学院的通知，因川南会理一带发生大地震，导致金沙江断流，要他速去调查。1936年1月4日，常隆庆和助手殷学忠从綦江出发，徒步到达会理时，已是1936年3月了。他们先到会理去查看了所谓金沙江因地震断流的地方，除了山崩的痕迹，别无所见。但到达会理之后，却发现当地地质情况很合乎金属生成，就把调查重心放在找矿上面。这次常隆庆先生一行在西昌地区走了七个县。1937年9月，常隆庆先生发表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的调查报告，并由四川省建设厅出版发行。常先生在他的遗墨中说：“在这本报告中，除了攀枝花铁矿外，其它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也就是说，宁属七县的调查，攀枝花大铁矿还没有发现。1939年，常先生又出西昌，经会理到仁和进行地质调查，因偶见街市煤担，常先生询问产地并前往察看，于是发现了纳拉箐煤田即后来的宝鼎煤矿。但这一次盐边、永仁之行，常先生还是没有发现攀枝花铁矿。

　　据常先生遗墨记载，他与刘之祥发现攀枝花铁矿是在1940年9月。关于这一段历史，刘之祥先生在他的《两次冒险远征——发现攀枝花铁矿的经过》和写给渡口史志办公室的信中记录得非常详细。

　　刘之祥先生1928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系并留校任教，后任北洋大学教授、采矿系主任。建国后，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0年，刘之祥先生在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教时，学校和西康地质调查所派他到边区调查地质矿产。第一次是只身步行去的，第二次是同当时西昌行辕地质专员常隆庆结伴骑马去的。刘先生写道：“这次调查的发起人是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康专）校长李书田（现在美国）和西昌地质调查所所长张伯颜。……并明确由地质所出资，康专出人（刘之祥负责调查，并负有编写调查报告等任务）。……临行前，张凯基和常隆庆得知我去西康南部调查，提出要与我结伴同行。由于调查路线比较艰险，我欣然同意。8月17日由西昌出发，张凯基中途返回，只有我与常到达攀枝花，住在当地保长罗明显家。”

　　刘之祥先生写他们发现攀枝花铁矿的经过非常生动：“说起攀枝花铁矿的发现，也很有趣。开始是从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发现’的。记得我们由盐边县城向南，经老街、新开田、棉花地，一直到把关河、金沙江北岸，然后沿江南行，经过大水井、新庄，9月5日下午到达攀枝花，住在硫磺沟附近的罗明显家。傍晚，我在罗家院子内散步，无意中看到地上有2小块石头很像是磁铁矿。捡起一看，果然不错。第二天早晨，我把这2小块矿石拿给常隆庆看，他也肯定了确是磁铁矿。我们找来了主人罗明显，问他这2块矿石的来历，他说这样的石头附近很多。早饭后，我们就让罗带路出去找矿，走到尖包包，果然发现了铁矿露头，测量以后，再走到乱崖，又发现了铁矿露头，而且比尖包包的更大更厚。我们不禁欣喜若狂。”《宁远日报》为此发布了消息。这次地矿调查历时87天，于11月11日回到西昌。刘之祥先生于1941年8月发表了调查报告《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由于在这次地质调查中的发现，重庆教育部奖励了刘之祥2000元。

　　常隆庆先生在自传中也写了这件事：“9月6日到盐边攀枝花，发现攀枝花铁矿，因此年终考绩得‘光华奖章’”。

　　后来，有人以此为据，说攀枝花铁矿是1940年9月6日由刘之祥与常隆庆共同发现的。这就是“1940年9月发现说”的来历。

　　但是，翻开《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之最》（华夏翰林出版社出版）和《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大事记》（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却看到这样的历史资料和记载，1940年6月，探矿工程师汤克成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川康铜业管理处之命，携助手姚瑞开到西康省盐边乌拉调查矿产情况。他们在结束盐边县煤田调查后，从盐边返回会理途经攀枝花时，在山谷间偶然看见多量铁粒，追见铁矿露头。于是连续用了十多天时间反复踏勘了攀枝花和倒马坎，涉足尖包包、兰家火山等处，绘制矿山地图，并写成《西康省盐边县攀枝花倒马坎一带铁矿区简报》，“攀枝花”作为矿名，第一次出现在地质报告中。《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大事记》称：“攀枝花铁矿由此发现。”《攀枝花之最》评价汤克成的《西康省盐边县攀枝花倒马坎一带铁矿区简报》 “是对攀枝花磁铁矿上自公元1912年盐边厅编修的《乡土志》专目记载‘磁石’，对攀枝花铁矿有了现象认识，下迄1940年6月第一次，也是第一份较为系统、准确、具有开创性的公开发表的地质报告。”这便是“1940年6月发现说”的依据。

　　那么，是谁第一个发现了攀枝花铁矿呢？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上记载的是“1940年，北洋大学教授刘之祥在四川盐边县发现了攀枝花大型铁矿床”，在攀枝花的宣传材料中，我们看到的是常隆庆，但史料记载的却是汤克成。

　　有人认为，“攀枝花”和“攀枝花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攀枝花”是一个地域非常广泛的概念，而“攀枝花矿”只是“‘攀枝花’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1936年，常隆庆先生和助手殷学忠“费时半年，周历七县，突勘矿区五十余处”时，就发现了“攀枝花”。 “1936年发现说”的依据是常隆庆先生的调查报告《宁属七县地质矿产》。据资料显示，常先生在《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中，提到“盐边系岩石，接近花岗岩，受花岗岩之影响特大。当花岗岩侵入时，熔点较高之金属，如金铁等类矿物，随熔岩上升，或侵入岩石中，成为矿脉及侵染矿床。故盐边系中有山金脉及侵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成为宁南极为重要之含金属矿产之地层”。这一段文字表达了常先生认为这一带有产生金属矿产的条件，没有说已经发现了矿床，不然，常先生不会在四年之后又与刘之祥先生一起再来探矿。

　　西昌因清初时设置宁远府，故简称宁。宁属七县包括西昌、越西、冕宁、会理、盐源、盐边、宁南，那个“地域非常广泛”的概念大概不会是指的这七个县，因为它们中有六个县不属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建立的攀枝花的行政区划，不在攀枝花74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攀枝花矿”是“‘攀枝花’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因为攀枝花就是因有攀枝花矿而建，攀枝花的名字就来自攀枝花村的那个铁矿，没有这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就不会有攀枝花工业区的开发，不会有攀枝花特区，也不会有攀枝花这个“地域非常广泛的概念”和攀枝花市。没有攀枝花铁矿的发现，永仁的纳拉箐煤矿和盐边一带的矿山也许至今还分属于两个省，由所在的县各自进行开发。

　　我们非常敬重常隆庆先生。在攀枝花的开发史上，常隆庆先生作为攀西地区探矿的先行者，他的历史地位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我们也非常敬重汤克成先生，作为攀枝花铁矿的最早发现者，他的历史地位也同样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

　　第一个发现了“‘攀枝花’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的汤克成先生的资料非常少，我们只知道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解放后在南京地质勘探专修学校主持教务工作，是南京大学地质系主持承担矿专教学的主要师资力量。

　　徜徉在宽阔的隆庆路上，头顶是那座让攀枝花人引为骄傲和自豪的特大型矿山。也许，当年汤克成先生发现攀枝花铁矿时就在这条路上走过，不过那时这里还是一条崎岖的山路。60多年过去了，他最早发现的那座矿山经过40多年的开发已经改变了面貌。历史的烟云没有淡去他的身影，我们在攀枝花的历史典籍中仍然能够看到他的容颜。

　　附记：1940年6月，汤克成发现攀枝花磁铁矿之后，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这一史事，《攀枝花之最》在“最早开发攀枝花磁铁矿的机构”条目中有详细记载。全文如下：

　　1940年8月，中华民国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成立了西康钢铁厂筹备处，成为第一个开发攀枝花磁铁矿区的机构。

　　1940年6月，中华民国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川康铜业管理处探矿工程师汤克成公开发表了《西康省盐边县攀枝花倒马坎一带铁矿区简报》后，他提出的采矿建厂的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1940年8月，中华民国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成立了西康钢铁厂筹备处。据文献资料记载：筹备处办公地点设在西康省会理县，胡博渊为筹备处主任。这个厂：“由中华民国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西康省政府合作经营。其计划系设立十吨炼铁炉二座，三吨贝色麦炼铁矿一座及轧钢厂全部，该厂所有铁矿取诸会理、攀枝花。炼焦所需之烟煤，则拟取诸永仁。设厂地点，择定金沙江岸旁鱼岔（鲊）地方”。可是，在旧中国，科学技术没有受到应有重视，西南交通不便等诸多原因，攀枝花开发建设只能停留在初期勘探上，没有进一步的矿样元素分析，更没有开采、冶炼的可行性分析和建厂的设想与条件，一个美好而遥远的理想很快就全部化为泡影。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一机构也被撤销，攀枝花磁铁矿的开发也就彻底宣告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