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褪色的旧时光
如何利用外资、同时又保护民族工业,是一个自工业革命初期至今一直被全球理论界、实业界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一场有关“鱼与熊掌”的博弈。
这样的矛盾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滩就像零星的火花,迫切等待着点燃的时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埠半个世纪之久的上海充斥着大量外国引入或者外资生产的工 业制品。早有专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市场上的轻工业产品有六七成属于“上海制造”,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今天上海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分量。
而在沈榆和毛溪的研究中,“华生牌”电扇创始人杨济川是这段民族工业发展黄金时期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1914年,精通电器原理的洋行账房杨济川,模仿并改良了美商慎昌洋行经销的奇异牌(GE)电扇,在1916年第一代产品问世之际就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设计风格,一时风靡。而在此之前,奇异牌电扇曾独占中国市场。
不幸的是,一路高歌的发展势头在抗日战争的战火纷扰下,整个产业惨遭重创。此后时局的动荡,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的主导,直接造成了中国工业设计的历史长期以来不为世界所知。
沈榆还认为,清末洋务运动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着重培养外语翻译人才,聘有外国教师担任教习,通过科学文献的翻译,以纯粹工业机器的语言奠定了中国民族设计的基础。他目前已经证实了这些科普文献部分存档在上海图书馆,大多专事介绍外国机器。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也使当时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1927年至1937年,也就是民族工业的黄金发展期间,民国政府相继有200余部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问世,其中1929年颁布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1930年颁布了《商标法》,1933年颁布了《商品检验法》。”沈榆在《发现中国工业设计》一文中介绍道,现代工业社会要素的逐渐完善,为民族工业设计提供了萌芽的养分。
不过他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建国后“草根”式的盲目生长,不仅于产业无益,还因为设计思维的难受重视,导致了大量历史文献和实物的遗失。这也是为什么沈榆和毛溪所带领的华师大设计学院研究团队只有依靠地方志、产业志、行业志、厂志等官方资料,设计师的后代和继承人的口述,以及采访收集来的发烧友和收藏家故事等,才艰难地交互还原了百年中的部分珍贵记忆,将民国之后遗落的历史终于续上。
而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此前作为理论教材所出版的多本著作中,提到工业设计历史时均有所侧重西方经验。1991年何人可版《工业设计史》只在第二章“手工艺设计阶段”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手工艺设计,而在2012年王晨升版的《工业设计史》中同样继承了这一写作逻辑,不同的是,在背景梳理的层次上更为渐进和丰富。
如今50多岁的沈榆感慨自己有个心愿,希望学界能重写《世界工业设计史》,并将中国工业史部分汇编入册,“那些历史的参与者消失得越来越快,一些史实将成为永远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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