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热线：
手机版
二维码
编辑丨谭璐?陈晓平
在疫情爆发初期，“武汉病毒研究所”就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
这个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历史久远，下辖“中国病毒资源与信息中心”，拥有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创建了中国唯一的“中国病毒标本馆”，最关键的是，其拥有中国唯一一个P4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相比17年前在SARS的亮眼表现，武汉病毒所在此轮疫情中角色尴尬。
1
光辉成名史
武汉病毒所成立于1956年，行政序列上为正厅级单位，由病毒学家高尚荫院士、微生物学家陈华癸院士和简浩然教授等老一辈科学家创建，是较早建立的国家级研究所之一。
“针对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需求和人口健康、农业可持续发展，依托中国科学院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团簇平台，重点开展病毒学、新兴生物技术及生物安全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其在官网如是阐述目标定位。
一篇介绍其发展历程的文章中，称其1950 年代在“昆虫病毒的生物学研究、杀虫剂研制及应用等方面”取得系列重要成果, 尤其研发的棉铃虫病毒杀虫剂，成为中国最先进行农药登记的病毒杀虫剂。
武汉所还在国内首次将选育成功的耐高温酵母，推广应用到酒精生产工业，在2000年前，产生近30 多亿元的经济效益，这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而在环境微生物学领域，其成功设计建成中国第一个工业生产废水处理车间，成立国内第一个环境微生物研究室，从事工业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研究，还建立了国内首个环境微生物菌种库。
多个国内首创加持，武汉病毒所有细菌学、病毒学研究的“?国家队”之称，其在2003年抗击SARS时也是迎难而上，担起了职责。
图为武汉病毒
所的研究人员 来源：湖北经视
当年3 月底，武汉所即成立19 人参加攻关小组，4 月初，中科院紧急启动SARS联合攻关项目，武汉病毒研究所名列其中，主要开展“非典”病原的鉴定、分析、测序、疫苗及检测技术等一系列研究工作。
19人团队经过种种周折，设法获得了一疑似非典死亡者肺组织样品。对危险性极高的SARS病毒进行研究，条件有限，武汉病毒所的科研人员，只能按照P 3 实验室的要求，对现行实验室昼夜进行改造。
“在较短的时间里，装修出了3 间10 万级准生物安全（P3）?实验室”一篇回忆文章引用专业人士评价，称这些年轻科学家“不顾生死”。
2003年4 月底，正是武汉病毒所“用电镜在一位疑似病人体内提取物中，?观察到了非典病毒颗粒”，其后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对了解“非典”病原贡献巨大。
2
魔鬼实验室
2003年SARS暴发，中国很早就获得临床样本，但迟迟不能下结论。SARS病毒检测本应在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P4实验室”内进行，当时中国没有，北京的专家甚至只能去天桥公园旁灰砖瓦房的食品药品检定所做实验。
后来，最先获得SARS病原冠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是加拿大基因组科学中心，最先提出快速鉴定SARS病原方案的是德国热带病研究所。
关键设施的落后，加重了疫情的损失。痛定思痛，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P4实验室纳入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规划，第一所P4实验室由中科院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武汉病毒所为承建单位。
P4实验室又被称为“魔鬼实验室”，研究的传染性微生物一般都是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比如SARS、埃博拉、H7N9……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
2005年，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批准建设，武汉大学和武汉病毒所为依托单位。公开报道称项目总投资为1.2亿元，在15年前，这是一个科学工程装置的大项目。
在原理上，武汉P4实验室是一个内部为负压的密封空间，好比一个密封极好的大“盒子”，没有经过处理的气、水、物，跑不出实验室。
实验核心区的空气系统和研究人员的空气系统，独立互不影响，保证即使内部污染病毒也不会逃出实验室，也在病毒泄漏的情况下，保证穿着防护服的研究人员不会被感染。
P4实验室的建设得到了法国的帮助。法国在病毒研究领域全球领先，1999年其在里昂设立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病毒研究中心。P4实验室引进了里昂的技术和装备基础，中法双方设计单位合作完成了实验室的设计。
2015年1月底， P4实验室正式竣工，历时逾十年，三年后的2018年，才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营，这成为当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标志着我国具有开展高级别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能力和条件，行业内外寄望甚高。
吊诡的是，当《21BR》记者试图通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官网进入P4实验室主页，堂堂国家级实验室，却显示“网页找不到”。
3
病毒所的“牛人”
一流的装置需要配置专业的研发人员。公开资料显示，武汉病毒所现有在职职工268人，在学研究生325人。作为国内顶尖的病毒研究机构，所长资历固然存疑，也确实“藏龙卧虎”。
比如，此次进入公众视野的石正丽，即是病毒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知名的“蝙蝠女侠”——同时，她目前也是湖北省科技厅“2019新型肺炎应急科技攻关研究项目”专家组组长。
图为病毒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石正丽? 来源：一席
外界并不知道，正是她的团队13年间坚持不懈，足迹遍布中国28个省市，像大海捞针一样，才确定SARS病毒源自蝙蝠。
2011年，其团队在云南一个山洞里分离并检测到了SARS样冠状病毒，其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不只进化关系近，功能上也非常相近。
图为石正丽团队在野外采集蝙蝠携带的病毒样品?来源：一席
在这个偏远的山洞，研究团队监测了五年，每年取样两次，发现了一个SARS病毒的天然基因库，其中有十多株不同类型的ARS样冠状病毒。
2019年1月，石正丽牵头完成了“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她本人入选2019年度美国微生物科学院Fellows名单。
任职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的是袁志明，1995-2003年，他分别在法国 CIRAD、巴斯德研究所、丹麦皇家农业和畜牧大学、丹麦国立环境研究所和美国ILLINOIS大学从事合作研究。袁也是湖北科技厅新型肺炎应急科研攻关研究专家组成员。
图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来源：网络
而担任所长的王延轶，于2018年10月正式上任，刚巧是P4实验室验收前后。
这位80后女性，其履历、背景已为公众所熟悉，主要研究方向为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机制，先后主持或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等多项课题，在国际知名刊物发表SCI论文近30篇。
专业学术水平外行不好评议，但是，有人以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李佳作对比，质疑其资历，后者现年50岁，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338篇，其中通讯作者文章171篇，李佳2019年上任所长。
要补充的是，其官网的组织结构图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采用“三位一体”的管制架构，其中，2014年公布的第11届学术委员会名单显示，主任为石正丽，时任所长陈新文也只是委员。因此，资历是否合格的讨论，同时要考虑其具体的运行架构及管理职权。
即便如此，武汉病毒所为重要的国家级院所，现已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也应有勇气回应公众质疑。2月7日，王所长入学北大的讨论再起。
随着“所长门”、“双黄连门”、“抢注专利”等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发酵，武汉病毒研究所“名声大噪”，其应有的学术形象已荡然无存。
即便在专业表现上，外界也多有质疑，比如，其身处疫区核心、坐拥世界顶级实验室，然而，2019年12月武汉首例新冠感染者确诊，最早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对其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的，却是千里之外的上海。
不过，2020年1月2日，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是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23日，石正丽团队发表《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首次证实了该新型冠状病毒使用与SARS冠状病毒相同的细胞进入受体，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一种蝙蝠的冠状病毒的序列一致性高达96%。
疫情的攻坚，一线的科研人员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有实实在在的贡献和成果，才能堵住悠悠之口。对比17年前，武汉病毒所的能力和资源更多，要承担的责任也应更大。
危难之际，更不能辜负期望！
题图来源：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院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