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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视频那端无力地接听了一个视频电话，吐出一个“喂——”
躺在病床上的她，头发凌乱地散开。手机屏幕里的她，脸色深红，说话吃力，一脸病态。她的眼睛肿胀，即使睁开，也只是一条细细的缝，鼻孔里还插着两条细的透明塑料管子。她在吸氧。
武汉志愿者谢珊红和在雷神山医院的老婆视频。
视频这边，男人语气平静，眼神温和，问她，“好些没有啊？”他穿着白色的轻质防护服，干完了半天的活儿，把拉链拉开，露出里面的黑色薄棉袄，透个气。脸上还戴着白色的防护口罩。
她告诉他，“头晕，头很痛。不想吃饭。”她劝她，说什么都要吃一点。她还抱怨他给她买牛奶，说平常在家就不怎么喝原味牛奶。他答应，下次一定给她买酸奶。
这段视频对话发生在武汉。前一天下了雪，一个上午温暖的阳光慢慢融化了雪，雪水滴滴答答地落在街区的铁皮屋檐上。商户歇业闭门，街上没有人。
主动报名志愿转运病人
他叫谢珊红，50岁，生于1970年，是位退役军人。现在是疫区“摆渡人”。沉默寡言的他中等身材，身姿挺拔，穿一双黑色运动鞋。套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护目镜，他一头黑白相间的灰发和一脸皱纹被遮盖，反倒令他显得年轻了几岁。
开车奔波在社区和医院、隔离点的谢珊红。
病床上想喝酸奶的她叫喻芳芳，疫情爆发前在幼儿园做后勤总务，是谢珊红结婚二十多年的妻子。她非常喜欢幼儿园的工作，是一位很受欢迎的生活老师。
武汉封城后，市内公共交通全部暂停，随后社区开始封闭管理，私家车也不能上路。
谢珊红的一位战友加入了志愿者车队，往火神山、雷神山接送工人。两座临时医院的建设夜以继日，志愿者也马不停蹄。谢珊红问朋友，自己也有A1驾驶证，需不需要帮他顶几天班。朋友说，“你不用替我了，社区车队也在招人”。
谢珊红回家和喻芳芳商量，得到妻子的支持，第二天就报名，随后被分配到江岸区一元街街道办担任社区车队司机，为社区转运病患。
这一天，他出完车，回到了街道休息室，吃完了简单的午餐盒饭，给病榻上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想看看她”。
这个岗位并不容易，司机直接接触患者和疑似感染者，他们站在比社区工作人员更加一线的位置上，有时候需要独当一面。不仅仅是面对可能因为接触而感染的风险，如果有环节没有安排好，司机就会直接成为患者和居民抱怨的“出气筒”。
谢珊红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24小时待命。一天夜里，他刚下班回到酒店，洗好澡准备休息，社区一通电话打来让他出去接送患者，他只能再次出发。2月14日情人节这天晚上，他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2点。南都记者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院子里遇上谢珊红的，当时他正送6位疑似感染的医院临时护工去附近的隔离点观察。
这一天的好消息是，妻子终于等来了床位，住进了雷神山。
随着应收尽收政策落实，越来越多的病人得到集中收治，谢珊红的工作量也不像一周前那样饱和。2月16日上午，谢珊红只出了一趟车，他开一辆白色小面包，接了6位居民，把他们送到了附近一家快捷酒店隔离点。车上的每一个角落里都遍布了消毒液喷洒的水渍。
开着车转运病患。
“刘先生吗？我是社区的，要接你到隔离点去，你在家里把平时用的物品收拾一下，要带好被子，隔离点的被子不够了。我们马上来接你过去。”
谢珊红已经练就了一套熟练的工作方法。为了尽快接到患者，避免患者等待，他在等前一个患者下楼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下一个患者，让他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好下楼。“电话打太早了也不行，打太迟了也不行”。
他准备了两部手机，一台专门用来联系患者；还有一台专门用来导航。附近汉口老城街区，马路窄小，多单行道，兜兜转转。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必须备一台手机导航。“少出门勤洗手，戴上口罩才能走”，百度地图里央视主播朱广权的健康提示，一天要听几十遍。
有的时候，他要驾驶大巴，从隔离点接送病人去方舱医院或定点医院。在武汉，刚开始集中收治病人、要求应收尽收时，是所有人最忙的时候，社区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尤其大。谢珊红这样的社区志愿者也背负重担。
和社区工作人员沟通。
“你听我说，她得先隔离，隔离再去上报，协调医院治疗。她现在是一个有传染性的人，在家里是不安全的，政府要求是不留一个人，该隔离都要隔离，在家里一个人也不安全。宾馆里什么都有，有送饭。”面对患者的不解，虽然他只不过是司机，也会不耐其烦地一遍遍解释。
这一趟6个患者，至少2人都属于家庭聚集性病例。他们有家人已经先于他们入院治疗。
当上志愿者后妻子发病
谢珊红和喻芳芳两人在汉川老家的工厂相识。1990年，谢珊红入伍，成为空军航空雷达兵，在陕西岐山新兵训练一年后，驻扎新疆鄯善县3年。1994年，他退伍回到汉川，在一家汽车维修厂当学徒，认识了同厂的姑娘喻芳芳，两人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
喻芳芳是在谢珊红去做志愿者后发病的。这时，家里除了她，只剩下儿子。
开始时，她发高烧，全身乏力，干不了活，只能躺在床上。后来，她出现呼吸窘迫，胸闷。喻芳芳兄妹三人全都发病了。哥哥年前已回到汉川，在汉川发病治疗，妹妹在武汉，在居家隔离。
妻子染病，谢珊红出不上力，他有点自责，但不说出来，想过回家看望一下妻子，但又觉得社区也需要人，妻子也不让。虽然家就在几公里远，但由于需要接触确诊患者，谢珊红上岗的第一天就再也没回家，住进了志愿者临时安置酒店。这本来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但是，“没回去，老婆也还是中招了”。
他甚至不能去社区为喻芳芳争取一张床位。因为家在硚口区，身在江岸区，他不能跨区回到原来的社区去。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和喻芳芳视频，在视频里看看她，鼓励她好好治病。
疫情发生之前，谢珊红和战友合伙开了一个小厂，承担工程车辆的维修业务，主要修叉车。一年到头，他都没有给自己太多休息时间。他喜欢唱卡拉OK，性格腼腆的他唱起歌来却相当豪放。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过年谢珊红和喻芳芳会带上大学毕业的独生子，自驾回汉川老家，见见许久不见的亲戚、朋友，给过世的父母上柱香，然后回到武汉，开始又一年的辛苦打拼。
现在，计划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喻芳芳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情况很严重，社区医院的医生看了胸片，直接断定她就是重症，还来不及做核酸检测，就被送进了雷神山医院。“她拖得时间长了一点”，医生说。
喻芳芳进入雷神山医院感染病区后，吸上了氧气，情况开始好转，高烧已经退了，但胃口十分差，头晕和咳嗽症状依然明显。电话那头，她呼吸十分困难，说两三句话就要咳几声。
没说几句话，谢珊红不忍心跟她继续视频，“行行行，休息休息休息，看一下你就好。”关掉了视频，谢珊红长叹了一口气，“哎！”
十几年前，两人曾一起南下深圳打工。喻芳芳开始在幼儿园工作。谢珊红不习惯深圳的气候和生活，决定回武汉打拼，喻芳芳跟丈夫一起回到湖北，成为了武汉市民。
现在，只有24岁的儿子一人在家。一家三口要在三个地方各自奋力地活着。除了担心妻子能否挺过来，谢珊红还担心儿子能否自己照顾自己。“每天叫他量体温，也害怕他有什么。”
儿子不会做饭，只能叫外卖，谢珊红每天给他打电话，教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自己总是要长大的嘛”。大学读书毕业才一年，还没找到工作。他想送儿子去参军，跟他一样，去部队锻炼。
疫情过后想带妻子去新疆
吃完午饭，谢珊红接到紧急任务，到隔离点接5位确诊的重症患者到雷神山集中救治。这是他第一次去江夏区的雷神山医院。
这家医院借鉴非典时期“小汤山医院”的经验，只设住院部不设门诊。1月25日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决定在武汉火神山医院之外，另外建设一所“小汤山医院”，即雷神山医院。14天后，医院交付使用，首批患者开始入住。
这家临时医院的1600张床位上，有一张躺着他的妻子喻芳芳。
接到了社区需要转运的患者和隔离者。
接到了患者，谢珊红在空旷的武汉街头一路疾驰，后车厢里的5位患者，各自都拎着两大袋行李，沉默不语。为了通风，驾驶舱里的窗户开得很大，风从窗户灌入，轰隆隆的声音映衬了谢珊红的心情。
疫情来的太突然，让每个武汉人都感到错愕，20多天过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平静地接受现实。这座城市的居民以快意恩仇的火爆性格闻名，但疫情发生，他们性格乐观、隐忍和坚毅的一面也渐渐显露。
在路上，谢珊红在想，等妻子病好了，要带她去新疆转一圈。她一直有个愿望，去看看他当年当兵的地方。但以前工作太忙没把妻子的愿望当回事儿，从来没有兑现过。他想，疫情过后，一定要给自己放这个假。
谢珊红到了雷神山医院，却无法进去看妻子一眼。
雷神山到了，因尚未完工，雷神山医院边建设边收治患者。谢珊红几次开错了路，走到了还在施工的区域。
不断问路，最终找到正确的路，一辆吊车却在前方施工，挡住了唯一的那条道，车开不进去。社区同行的工作人员前去沟通，最终工人们想办法让吊车先开出来，让他的车先开进去。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患者都是感染源，应减少移动。患者已经病重，也无力走动。
谢珊红想着，不知道是不是那天妻子入院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容易。但喻芳芳在电话里告诉他，“路上很顺利，没过多久就到了”。
谢珊红不知道老婆在哪个病区哪个病房，“估计就在这一块了”。他说，“不愿意给她打电话，她说话的时候咳嗽”。但忍不住拍了一段小视频发给她。喻芳芳回复他：“你来了？那你赶紧走，不要在这里逗留。”
过了一会儿，谢珊红还是没忍住跟妻子打了视频电话。
“你怎么还没走啊？”
“病人要送进去才能走，不送进去不能走啊。”
“应该有人跟过来办交接。”
“有啊有啊，他们在交接。”
这时，喻芳芳又开始咳嗽了。谢珊红赶紧安慰她：
“好好好，少说话少说话，看看你就好。我把病人送完就走了，你不用操心了，你把自己搞好就行了。不操心我不操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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