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何走红？

近期，有一部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成为豆瓣电影评分最高的作品之一（比去年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还高）。根据媒体报道，这部1月份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后来在青年人聚集的知名弹幕网站B站（哔哩哔哩网）上受到热捧，随之引发热议。这部向故宫90周年院庆献礼的纪录片，三集的制作成本只有150万元，拍摄和剪辑周期也不算长，约5个月，相比《故宫》（2005年）、《台北故宫》（2006年）、《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2011年）、《故宫100》（2012年）等动辄几十集、上百集的故宫题材的专题片可谓“小巫见大巫”。

在讨论《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关注的背后涉及何种文化趋向时，我想先谈谈今年年初的两部小成本电影和它们所带来的话题。

借助“父亲”的眼光看当下经济

2016年初，两部小成本贺岁片上映，分别是张猛执导、张国立主演的《一切都好》和高群书导演、赵本山主演的《过年好》。这两部电影都讲述了孤独生活的老年父亲与在外工作的子女们的亲情故事，涉及到空巢老人、子女在大城市打拼等社会问题。我尤为感兴趣的是，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分隔不只是年龄和空间距离，更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区隔，相比在体制内退休的父亲，子女们都向往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寻找自我价值，可是当父亲已经变老的时候，发现子女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幸福。

张猛是近些年少有的拍摄工人题材电影的导演，他的前三部电影《耳朵大有福》（2008年）、《钢的琴》（2011年）、《胜利》（2014年，未公映）都与东北下岗工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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