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娜
在第四次去山西之后,终于腾出时间去了趟乔家大院,院子稀松平常不值一提,但某个院子有刘墉的一副对联却让人印象深刻,其言曰:“闲观世事如修史,多见通人始信书。”刘墉时代,私家修史蔚然成风,固然有时代的原因,生活在其间的文人们讲究个“以史治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想来刘墉在这个语境里说出个“闲观世事如修史”的话再正常不过,但是作为现代人,读来颇有醍醐灌顶之感。当代语境里,脑海被来自西方的福柯、维特根斯坦和东方的老、庄、孔、孟填满,筋脉被叙事、图像、风格、编年等等牵扯,想起“修史”二字,应该首先会想到史学观吧,面对那汹涌而来的史学脉络,心里打怵,因为得不出个清晰明确的结论。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有个拥有大智慧,事事都知晓,处处能指点迷津的大儒,这大儒上知真理大义,下知女生心思,前知孔孟老庄,后知哲学末日,内知社会主义,外知资本圈钱。但是去哪里找呢?只能去故纸堆里瞧瞧。
眼见之处,瞧到了宋代的全面多产能手苏轼同志,其人既能“大江东去浪淘尽”这般豪迈,又可“小轩窗,正梳妆”这般深情,既对儒家学说有很深的造诣,又对道释玄等学说颇感兴趣,故其有自己的知识结构,也积极地进行了知识生产。其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其将道家常说的“道法自然”之自然思想,引入到文艺创作和批评当中来,其旨意在于无论作画抑或是写诗,这二者本质上是相通的。作画则不该徒留表面,只言似或不似,写诗亦不能止步于字词表面,其二者理想的境界都该是“天工”和“清新”。天工意欲无矫饰,自然地去表达去勃发,不雕饰不造作;清新则意在气韵清美,不落窠臼。故而不论写诗抑或是作画,皆为抒胸中逸气,士先有高贵品格,后将此落于笔墨,于此所得诗画才为妙物,才是趣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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