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14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2）

等到我上任时，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这种关系似乎已经明晰了：新闻只作为前提，更看重文化对新闻的表述，从中来体现生活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回想1995年我刚开始走进净土胡同的时候，是充满雄心大志的。我当时逢朋友就说，每一个新时代到来前，总需要有人为这个时代讨论一些新的生活规则，推动新的生活规则的建立。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的时候，欧洲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他们的讨论，在反思中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这概念当然有点自大，但它确实容易鼓起自己的意气，从效果确定论，也从一开始就把《三联生活周刊》摆到了一个大视野中。当时确定我们要讨论的方向是——重新讨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本杂志与他倡导的生活”，应该是在这种关系反思中所确立的生活。

创刊时期的记者：（左至右）苗炜、刘君梅、王锋（摄于1996年）

但真要进入到操作，必须因人而宜，这就是坐标的选择——在人才选择可能性有限的前提下做出判断。当时钱刚、杨浪时代留下的能写稿的只有五个人：方向明原是《中国青年报》的经济记者，张晓莉是他的助手；苗炜、刘君梅和王锋分别是钱刚时代培养的体育、社会与文化记者。这五个人，以方向明为主是明确的，因为其他人当时连独立操作封面故事的能力都不足。但如果不改变方向明的方向，他就还会走传统新闻的老路——我接手编的第一本周刊——试刊的1995年第五期封面做的就是邓斌集资案。这种重大案件的深度其实是走不通的：方向明当时自以为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我们也曾寄望它能一下子成为畅销刊，洛阳纸贵。但事实却是，因为案件未审结，核心材料并不能证实，不能证实的材料就不能正式发表，于是，最后删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空洞的架子。

那时《三联生活周刊》是国内第一个使用芬兰进口轻涂纸的，纸从天津报关入口，用卡车运到北京，第一个印刷周刊的是新华彩印厂。轻涂纸软而薄，躺在床上卷着便于阅读，但每期64页，薄薄的一本当时投资方定价却要8.8元，而已有其他周刊，如《瞭望周刊》、《深圳风采周刊》都只卖2元多，销售压力很大。应该说我是在一种巨大的压力下，寻找这本刊物生存的可能性。我曾想利用编辑部以外的资源，但当意识到这些资源实际无法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写作时，就只能转身从已有的资源中寻找——一方面逼迫方向明试各种题材，逼迫他从新闻转向关注生活，于是他写了《你戴什么表》、《你在哪个收入阶层》、《房改17年：住房还是梦》。方向明是特立独行的，当时周刊的支柱，但磨合半年后，发现他的特长还在关注经济大势与企业，1996年他真正构成巨大影响力的封面是讨论VCD企业商战的《争霸天下还是“民族抗战”》。

曾经的大学同学、周刊同事：（左至右）邹剑宇、苗炜、庄山

于是从身边先发现了刘怀昭的敏锐批判能力，她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短发，嘴唇上翘，充满逆反、不屑又随时挑战的派头，是《北京青年报》的黄利介绍来的。她在我接手编的第一本周刊——试刊的1995年第五期就做了两篇有深度的文章，一篇介绍当时美国的爆炸杀手卡辛斯基的抗拒工业社会宣言，另一篇介绍被抗抑郁药普洛载克影响的世界。我所引那位广西读者来信中所说，在“生活圆桌”上讨论马桶，实际讨论的是男人如厕后究竟应不应该将掀起的马桶盖再放下来，涉及对女性尊重与否问题，也是她写的。随后又发现，我把在家里穿着宽大的衣服、懒散惯了，原来给刘索拉写歌词，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的舒可文拉到周刊，其重要性不在文学性，恰也在其思想力，她当时还在中科院经济管理学院当哲学教师，一周到郊区去上一次哲学课。而思想能力对于一本刊物而言，当然是最重要的基础。这是周刊最早建立的智能资源，应该说，周刊是在明确这智能资源后，才真正起步的——在舒可文与刘怀昭的影响下，苗炜、王锋、刘君梅也可以形成一个讨论的氛围了。而在美国，有了李陀女儿娜斯的支持，那时娜斯思路敏捷，她源源不断地给我发稿，我记得她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对CK广告趣味的讨论，第二篇文章是介绍昆汀·塔伦蒂诺。王小波在周刊帮我开专栏，则是另一种思想支持了，他1996年3月底开始开专栏，开了一年多，一共帮我写了24篇专栏文章。

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真正开始找到自己特色的封面故事是苗炜写洛杉矶奥运会的《奥运会：更快更富更残酷》，讨论奥运会的商业化，使他自己的视野超越了体育。随后，舒可文的思想与刘君梅对时尚的判断结合，做了《比基尼50年》。苗炜、刘君梅、王锋，这才在方向明周围，有了丰富他的可能性，《三联生活周刊》也才能走出传统新闻周刊的框架。这年底，第一年的邮发征订，我们就拿到了8000多个订户，在当时条件下，这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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