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的历史现场 (二）：李大钊的世界观

3个月后，陈独秀终于出狱。旋即接到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邀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邀请南下。陈独秀离京去沪，又转向武汉做了几场演讲，演讲过于轰动，武汉警方迅速将情报报至北洋政府。并且，“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此时陈独秀还处于“监视居住”状态，不可随便离家。略有意外的是，陈独秀未从武汉直接去广州，而是返回北京，北京警员接获消息，严阵以待，准备再捕。

1916年10月李大钊（前中坐者）与宪法公言社同人合影

李大钊获闻消息，赶到火车站将陈独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躲避。1920年2月，《新青年》的编辑同仁高一涵记录：“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北京）……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也是根据高一涵的这个说法，此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遂成建党起源。只是，后来党史研究者对此说颇为慎重。理由是日本的研究者石川祯浩所考证：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逃离北京的过程。而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并无此说法。

逃离北京，确如一个象征，意味着陈独秀与过去的更接近自由主义的思想说再见了。而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完成他那篇具有历史价值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建立，当然绕不开李大钊。

虽然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但在处事与性格上，两人却是与年纪相反。时人评价：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李大钊注重调和，力求全面稳妥，陈独秀则喜欢辨别是非黑白，弃取分明，甚至爱走极端；在性格上，陈独秀激烈果断，李大钊平和温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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