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日回看百年历法改革与24节气

“分排四季，均以春分为春季之第一日”

——竺可桢《论新月令》，1931年

春分（Vernal equinox）在各种历法中，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1931年竺可桢先生在《论新月令》中指出“二十四节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者为言历法者之圭臬（古代测日影的器具，意指标准和法度）”，因为春分点的时候，太阳位于黄经0°，在春分点太阳直射地球赤道，昼夜时间等长。春分之前白天比晚上时间短，而春分之后白天比晚上时间长。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农历中，春分在24节气里式中有核心的价值，与其他较为不确定性（虚）的节气比如“惊蛰”、“霜降”、“白露”等相比，春分是可以精确到具体时间的，比如2018年春分点是北京时间2018年3月21日0时15分，而“惊蛰”、“霜降”、“白露”等节气如果以字面意义的物候特征来表示，不仅每年每地不同，甚至翻过山日子也完全不同。

作为通行全国2000多年的中国农历，运行到了近代，逐渐成为世界上偏于一隅的地方历法，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大航海时代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盛行西方世界的公历（格里高利历法）成为全球通用的历法，这套历法之所以能够盛行，在笔者看来除了西方殖民者的全球扩张以外，与这套历法相关的日-地关系科学理论、时区划分、一天24小时确定、日界线划分、钟表等测时仪器等的全球推广，才是让格里高利历法通行世界的原因，这套历法的推广，靠的不是一个原因，靠的是与历法相关的综合科学技术体系和西方的崛起与现代化。

到了近代，对传统历法进行革新成了必然的结果。试想如果依然用农历，则国际旅行换算日期估计会成为很头疼的事情，国际贸易和交流也会有诸多的不便，随着国家交往的日益频繁，估计国际通用的公历也会事实上成为中国通行的历法。

民国的历法革命

君权神授，作为上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描述天时变化的历法，向来是被看做皇权的一部分，我国古代改朝换代新帝登基一般都会更改年号，并颁布新历法，传统的皇朝历书都是由皇帝颁布，并与皇帝年号相结合，最后由官方印发。因此把传统的历法称为“皇历”，传说最早的历法来源于黄帝，又称为“黄历”。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也遇到了历法的问题，新政府讨论之后决定也得改历法，中国传统使用了2000多年的农历（阴历）被弃用，成了“旧历”，通行西方世界的格里高利历法（公历，阳历）被使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从此1月1日就成为法定元旦，从汉武帝起沿用将近2000年的正月初一的旧元旦被剥夺了名号。

袁世凯上台后，继续在历法上较劲，通过内政部发布命令，要求全国从1913年起跟阴历彻底断绝关系，原来阴历的传统节日，例如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元旦、七夕等，一律改成按阳历过。

1914年1月，内务府确定春夏秋冬四节，以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至此，被剥夺了名号的农历新年终于有了新名号“春节”，在1913到1917年里，只有元旦放假，没有春节放假，所有人得在春节上班。

为了移风易俗，政府派出专员对各机关和学校进行督导，像鲁迅这样吃政府饭的人只好老实上班，然而民间照旧过阴历年，阴历年祭拜祖先、燃放烟花爆竹、走亲访友拜年等活动热闹非凡，而政府倡导的元旦新年则冷冷清清，阳历新年与一般国民的实际生活并不发生太多关系。坚持到了1918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只好顺潮流而动，春节也正式放假了。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1928年7月，随着张学良东北易帜，全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为显示“革命”的决心，新的南京政府又在历法上较劲了，决定废除旧历，一切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国民政府采取了措施，强令春节期间各商铺开门营业，并禁止老黄历的销售，抓捕乡间售卖黄历的小商小贩，本来欢天喜地的春节被这么一折腾，变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民国时期时尚美女

移风易俗谈何容易，国民政府的影响力仅仅限于政府公职人员的节假日，民间依旧照旧过春节，当时有一个对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眼看强推无效，政府里反对声音也不小，国民政府只得于1934年停止强制废除农历，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从此阳历和农历在全国并行不悖，元旦放假，春节也放假，既过圣诞国庆，也过七夕中秋。时至今日，公历在城市、政府机关和学校里通行，而广大农村和民间，依然使用农历计时。公历在平日里盛行，到了春节假期，全国统一切换为农历模式一直到正月初五元宵节。

有没有完美的历法？

很明显，公历通行于全球大多数国家，具有世界通用性，并且每年天数基本固定，置闰更为方便，历日基本对应太阳高度角变化。但是公历也有明显的缺点，比如：每年开始的1月1日并没有明确的天文意义；各个月份日数变化，有28、29、30、31四种，排列也不规则；历法有太强的宗教意义，对其他文化而言属于外来文化；每月的日期没有明确的含义；与历法相关的星期与每月日期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

一个完美的历法，最好是能够反映太阳轨道变化和月相的特征，比如岁首当天应该有明确的天文含义，每月的日期也应该有一定的含义，另外如果不考虑习俗和文化的原因，一年不见得非得分为12个月，每个星期也不见得非得分为7天，如果要分季节，则季节的开始日、结束日、季中日等应有明确的天文含义，最好还能与实际的气象特征、物候特征有所对应。

因此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的历法(农历)具有不少优点：每个月的日期有明确的天文含义，与月相相对应，农历是阴阳合历，阳历的特征主要反映在24节气中，24节气中的二至二分点与太阳轨道的具体位置相对应，含义明确，我国传统历法中的24节气综合了时令顺序（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和冬至）、物候变化（清明、惊蛰）、农事（小满、芒种）和气候现象（雨水、谷雨、小暑、大暑、处暑、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等方面的标志性意义，具有丰富的含义。

很明显，我国农历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每年的长度有变，最短353天，最长385天，实在是不方便统一计算，闰月设置较为复杂，每次闰月的月并不确定，每年的同一月天数并不确定，有大月和小月的区分，并且大小月不固定，不方便统计天数。

对于历法改革，竺可桢先生有着仔细的思考，在1922年《改良阳历之商榷》一文中，竺可桢分析了当时通行西方世界的格里高利历法的缺点，指出格里高利历法每季中所含日数不同，即使同一个季节，孟春、仲春、季春三者日数也并不相同。他指出这个历法：

“

“立春介于冬至与春分之间，依天文学，则立春应为春季之始，依理想冬至应为最冷之日，因地球面部所受日光以是日为最少，但依之实际，则殊不然，一年中最冷之期，约在冬至后四十日，却在立春左右矣，此所以近今科学上，分排四季，均以春分为春季之第一日，诚以时令全视气候为转移也。”

他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后确定的革命新历，这个历法一年中每个月都是30日，废除七日星期值，而改为10天，而这个历法的麻烦之处是把秋分设置为元旦，虽然有明确天文含义，但是秋分之时划分一年始末，把正常的工作农事期划分为二，比较起来，还不如把冬至设置成元旦，这样农业生活都已经结束了，也符合大家习惯。

关于我国使用2000多年的24节气，竺可桢在1931年5月9日发表的《论新月令》中认为：

“

“现行之二十四节气，乃初汉时所定，只能适用于黄河流域，以之概论漠北、岭南，则不啻闭门造车，削足适履。”

“我国地大物博，而二十四节气与月令尙沿用数千年之旧，如霜降、大雪，不适用于岭南，二月桃花，岂可言于关外？”

“二十四节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者为言历法者之圭臬。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在天文学上尚有所依据，其余十六节，则实无存在之必要。如雨水、霜降等顾名思义，殊为不妥。盖我国版图之广，气候之温凉，农事之始终，各地段不能一律。盖以霜降论，依民国十一年通书，则霜降应为阳历二十四号。但依日本中央观象台之调查，则我国各处平均霜降之期，先后不同，如长春为九月二十一日，奉天为十月二号，大连为十月二十六号，天津为十一月七号，杭州为十一月十九号。至广州、香港一代则十年或十五年内始一见之。各处霜降之先后既若此，则不能擅定一日以为节候也明矣”

竺可桢先生提出似乎更优的一套历法，以冬至作为岁首，每年分12个月，每月30日，如果这样设置，各个月份规整，且月份基本上与实际物候演变接近，含义清楚，比如春季开始的四月（孟春）一日正好在春分后一日，夏季开始的七月（孟夏）一日在夏至前两日，而秋季开始的十月（孟秋）一日在秋分前五日。

当然，竺可桢先生作为科学家，是个严谨的人，他也指出，想要做一个一点瑕疵没有的历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需要权衡利弊，择优选择。

“

“则欲创造一新历，使毫无疵病，实为不可能之事。不得已而思其次，则惟有权衡利弊，则其利多弊少着而从之”

科学家的思考局限于学术领域，并审慎地考虑到了实际中的问题，然而在火热的“革命”年代，革命群众的想法往往会超越实际。

文革里风波又起

1967年10月25日，竺可桢收到了浙江新昌县沙溪区开口岩吴振奇（由其他人代转）的信件，这个人放在现在会被看做是个“民科”，估计还会被看做是个“妄人”，但是在“革命”年代，“革命群众”们的看法是必须要重视的，各地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向老农们学习如何利用“农谚”和乌龟等动物做天气预报，向群众学习如何利用“地震云”与青蛙蛤蟆等的活动规律来预报地震，所以当“革命群众”的信件被送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案头时，他还必须得重视。

吴振奇从1964年开始起，琢磨着要拟定一个新历法。这个历法要从1917年十月大革命算起，以1917年为第一年，以当年立春作为岁首，所以十月革命发生日（11月7日，11月8日为立冬）就成了新历中的10月1日，新历中设置每季各91天，以当中月为大月31天，其中6月也为大月，这样一年12个月365天，再设闰月等。

此人1964年10月给中央政府（主席刘少奇和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信倡议改历，半个月后有人回信说已经转到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去了，再过半个月紫金山天文台还郑重其事的回信说修改历法时机不成熟。

吴振奇觉得被敷衍了事了，1965年元旦又给紫金山天文台写信，要求解释为什么改历时机不成熟，并要求指出自己的方案是否有问题，结果等了7个月没有回信。到了1965年8月1日他再次写了一份25页长的信给中央政府，认为1967年是十月大革命50周年，是改元正历的好时机，结果该信又被转到了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把全部信退还给本人，并耐心回信说“现行历法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待于改进，早已有人设计了很好方案，目前还没有实行，其原因是这个问题牵扯面很广，要经过多方面慎重研究，还要经过国际上的联系等待各方面成熟了，历法改革总有一天会实现”。

现在看来这个回复非常客观且明确，但是吴振奇气得不得了，大骂紫金山的天文专家“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他写信给科学院要求竺可桢来鉴定，并要求转呈毛主席，竺可桢接到的信是一份12页约25000字的洋洋洒洒长信。民间科学家做的设计自然漏洞百出，竺可桢也仔细进行了说明。

1. 如果按照作者设计，每季91天，但是一年365天并非春夏秋冬四季一样长，无论是天文还是气象都是如此；

2. 作者认为设立春为1月1日，则立秋即为7月1日，很明显这个计算有误，立秋并不是7月1日，还要差一两天；

3. 作者认为可以把二十四节气取消，或者平均地安排在12个月份里，这个明显是不合理的，24节气也是有意义的，并且天文上春夏秋冬四季本来就长短不一，如果平均分，必然会与实际相差几天；

4. 把我们的10月1日国庆节安排在立冬和十月大革命在一起，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值得考虑。

当时中苏已经交恶数年，两国口仗打了好几个轮回，吴振奇竟然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也算是当时全民搞政治里的奇葩。

紫金山天文台是专门做年历的单位，是国内历法最权威者，所以竺可桢并没有按照吴振奇的期望把信和说明转送毛主席，而是转寄给了紫金山天文台，同时给吴振奇回信一封以做说明，并说明信件上作者写的是8月29日，但是信件上发出的邮戳日期是10月14日，北京接到的邮戳日期是10月20日，所以自己10月25日收到，10月26日回复并没有任何拖延时间。

在革命群众随时可以揪斗知识分子的岁月里，竺可桢先生保持了一贯的镇定、从容、认真和平和。

从1931年认为“二十四节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者为言历法者之圭臬。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在天文学上尚有所依据，其余十六节，则实无存在之必要”，到1967年认为24节气是有价值的，从最初设想要做一个最优的历法，到认为通行世界的公历（格里高利历法历法）虽然不合理，但现阶段并没有修改之必要，竺可桢先生自己的看法也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是科学家不断思考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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