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书里乾坤一世情

少年印刷工

走进范用坐落于北京芳古园的居所，顿觉美酒佳酿，墨宝书香，以及漫漫岁月中沉淀的温暖情谊都会聚于小小一间客厅里。

客厅的北墙朝着大街，挂着一幅神定气足的书法作品：“文酒足风流，杯倾松鹤楼。几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是1985年春日寒夜，范用与宁沪旧友聚饮都门松鹤楼时，李一氓先生题赠的。客厅东墙矮矮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旁边墙上挂着丁聪、方成、叶浅予、廖冰兄、华君武、苗地、黄永玉等众多漫画家为他画的像，其中廖冰兄的画上题曰：“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活画出范用与漫画和漫画家的情谊。西墙上是黄苗子集陶渊明诗句所书之联：“且共欢此饮，时还读我书。”并称：“范用老兄耽酒嗜书，有五柳先生高致，所撰散文亦不让桃花源记也。”至于靠墙的柜里柜顶，全是酒瓶，高矮参差，方圆不整，琳琅满目。

就是这寻常谈书品茶、迎来送往的一间客厅，完美地呈现了其主人一生与书、画、酒、友的浪漫情缘，而这些浪漫情缘，又都源于其一生的出版事业。

范用

坐落于长江下游的小城镇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水陆码头。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河上有座洋浮桥，盛夏的夜晚，附近居住的人们常到桥上乘凉、聊天。范用的外婆就在这洋的浮桥边开了一个百货店。范用小时候喜欢去对门一家小印刷铺玩耍，捡来印坏的纸片和地上的铅字拼好扎好，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

或许范用注定该做一个出版家。在小学，他喜欢剪报，剪下来贴好，装上自制的封面，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尽管他兴趣广泛，演戏、唱歌、写小说都尝试过，但最乐此不疲的，永远是与书有关的一切。

范用家至今仍收藏着一张1938年的照片，是那年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和同事们的合影。照片上十个人，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是范用，那时他才14岁。头一年，他从穆源小学毕业，父亲因病去世后，他原本打算学做一名印刷工，为家庭分忧的同时寻找读书的机会。进镇江中学两个月后。日本军队打过来，学校解散。从此他离开了故乡，怀揣着外婆凑的8块银元，开始独立闯荡人生。

在汉口，范用投奔了在书局做事的舅公。想不到舅公三个月后便生病辞世，留下他一个人为生活发愁。舅公做事的书局楼上，是读书生活出版社。从小痴迷于读书的范用，很快成为其中一名练习生。这决定了他一生从事出版事业的方向。

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开始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出版社的每个环节范用几乎都一一经历过。他曾辗转汉口、重庆，南下桂林又北上京城，几度坎坷，范用亲历了出版社挣扎、奋斗与崛起的时代。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更名为读书出版社。

1948年10月，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范用也正式成为三联书店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范用来到北京，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直到1989年离休。

《读书》

杨绛曾在回忆老三联的文章中写道：“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这种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自范用在任时即形成，并未因范用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

与范用名字联系紧密的刊物有两种，一是《新华文摘》，另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圈中意义不凡的《读书》。

“文革”期间，老三联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的帽子，遣往湖北咸宁干校劳动。在干校里，几个出版人每每聚首，屡屡议及当时除了毛选和“小红书”之外，几无可看之书的苦况。他们商定，出去以后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1978年，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此时陈翰伯担任了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担任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而三联书店则属于人民出版社的副牌。

1978年12月，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开始筹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但这个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敏感，范用提出，这个刊物不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曾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全由他一人承担。

上世纪30年代末，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期的范用

然而，《读书》创刊号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还曾惹出了一场风波。《读书无禁区》作者是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他说：“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

范用在1939到1941年曾经多次为毛泽东买书。1946年在上海，他接到任务，上海出的杂志，不论“左”“中”“右”，包括外文的，各买两本，积攒到一定数量，装箱由海路运往解放区，是毛泽东要看的。范用当然喜欢这样的美差，因为可以饱读过路书刊。而且他由此总结出了自己的读书观，即：“博学之，看书要广；明辨之，看了以后你要分析它，读书无禁区应该这样子。关键是在明辨之，我说最重要在这三个字上。”后来《读书》的发展和社会对它的高度认可都证明，范用最初把握的导向是正确的。“人家说范用是个光拉车不看路的人。我说我是个实干家，我不大懂政治。”范用说。认准的事情，他会一丝不苟地完成。从创刊起，每期《读书》付印前他都要看清样，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一抓到底，直到退休。在他任主编时，《读书》一直稳步发展，成为文化思想的一个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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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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